内容提要：浙江余姚利用王阳明故里的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王阳明学说及为官实践中的廉政文化因素，综合利用本土资源创建廉政文化，成效显著。余姚突出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文化内涵，加强对王阳明廉政思想和行为的理论研究，以王阳明廉政思想为主题建设廉政文化阵地、创作传播文化产品，强化道德教化功能，培育和弘扬廉洁价值理念。余姚的经验给我们提示的要义是，廉政文化建设既要用好、用足本土资源，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同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充分保障，切忌穿凿附会、生拉硬套。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先哲辈出，以廉政文化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文化熠熠生辉，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篇章。古代优秀廉政文化是先哲研精覃思、身体力行的智慧结晶，已经凝聚成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历代先贤澡身浴德、澹泊寡欲的道德操守，知行合一、廉洁奉公的行为品质，对于形塑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意识、提振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背景下，必须全面认知先哲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强对古代优秀廉政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阐发和利用，可以为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浙江省余姚市利用王阳明故里的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王阳明学说及为官实践中的廉政文化因素，综合利用本土资源创建廉政文化，成效显著。余姚的探索对于进一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余姚创建廉政文化的特殊背景及资源支撑

　　（一）国家促进文化繁荣、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为余姚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

　　2005年，中共中央颁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提出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实施纲要》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2009年，中央纪委为指导廉政文化建设，在总结各地前期经验的基础上，下发《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各地掀起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高潮。2011年，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向全党做出部署。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强国目标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目标，为结合了“廉政”与“文化”两大主题的廉政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国家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为余姚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政策动力和制度保障。

　　（二）省市两级重视廉政文化建设的反腐倡廉思路为余姚营造了良好的创建环境

　　浙江很早就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力量，在2005年7月就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廉政文化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2003年以来，浙江注重从文化的深层次上构筑思想道德防线，不断加强文化防腐的力度，成为我国最早将创建廉政文化作为反腐倡廉建设重要内容的省份之一。多年来，浙江一直探索反腐倡廉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的新途径，拓展廉政文化领域，创新廉政文化载体，整合廉政文化资源，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浙江特色的廉政文化。浙江廉政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路和推进动力来源于丰富的基层实践。在《实施纲要》颁行之前，浙江的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尝试创建廉政文化，余姚所在的宁波市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宁波市纪委在1999年召开的全市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专题就如何“发挥文化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树立起崇廉尚廉的良好风气”开展探讨。此后，市、县（区）两级纪委纷纷在借助文化力量、运用文化载体，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率先播下了廉政文化的“种子”。省市两级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与实践探索对余姚寻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样式推进反腐倡廉具有促进作用。

　　（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为余姚创建廉政文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

　　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对于精神文明的进步具有极大的助推作用。余姚2006年到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358.9亿元增加到658.8亿元，年均增长10.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50.2亿元增加到100.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55亿元，年均分别增长15%和17.8%；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50.9亿元，年均增长1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14.6亿元增加到259.7亿元，年均增长17.8%；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保持全国百强县（市）前十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3611元和16074元，年均增长10.9%和13.4%。余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提供了经济保障。余姚廉政文化建设有声有色，受益于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四）王阳明廉政思想和行为为余姚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内涵

　　王阳明学说经天纬地、博大精深，涉及政治、哲学、伦理、心理、艺术、军事等各个方面，虽因时代和阶级局限性而良莠交杂，但其中的合理成分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理性光辉。王阳明身处封建制度危机加深的明朝中叶。面对当时疯狂的土地兼并，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出于维护明王朝政治统治的考虑，王阳明致力于革新理学、收拾人心、匡时救弊，在其思想体系中，处处体现出清廉的价值追求。王阳明的廉政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他正身律己的自修理念具有跨越时空的启发意义，是清扫心灵垃圾的一剂良药。王阳明“致良知”说，主张人应该不断净化心灵，排除私欲蒙蔽，实现良知的恢复和重光。当下一些干部能干事、干成事，业务素质优于同侪，但却私欲缠身，“良知”泯灭。王阳明修身求仁的“致良知”学说，正是教导人们恢复良知的道德养成指南。作为王阳明思想体系支柱的“知行合一”理念现在已经成为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廉政文化既包括具有正义品格的政治思想、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还包括实践行为和生活方式。除了对廉洁从政学理上的贡献，王阳明勤政直谏、廉洁爱民的廉政实践同样具有历久弥新的示范意义。王阳明从小立志做圣贤，不以科举为意，淡泊名利，屡次辞官、拒封赏，视富贵如浮云。这种对圣贤的希冀和追求精神，对功名利禄的豁达心态是后世学习的榜样。王阳明入世为官的身份，使得他的廉政思想更有针对性，更具说服力。我国历史上不乏德被四方、腹笥便便的大家，关于廉政问题亦有宏论，但这些“闲云野鹤”式的“松下之人”对于廉政的观点，不是承载职业角色之后的自发性感悟，而是一种对官员品性的主观期待，难避“站着说话不腰疼,看人挑担不吃力”之嫌。王阳明的廉政思想是在他为官从政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很多观点都是久历职场之后的切身体悟。利用这种带有实践品质的理论创建廉政文化，更易深入人心。王阳明修身明德、勤政廉洁的思想和行为，与今天所倡导的廉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这些资源对创建廉政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五）王阳明故里的区位优势为余姚提供了多元的文化载体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王阳明出生于余姚，自幼在余姚接受启蒙教育，余姚的先贤高德、儒释道文化对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阳明为官之后，即使在公务繁忙、戎马倥偬之际，仍然多次回余姚省亲祭扫祖墓，会亲友赋诗论文。当丁父忧居住绍兴时，每月往返于余姚、绍兴两地，亲自在余姚中天阁讲学授业。王阳明的学生中，余姚籍甚多，“姚江书院”成为传播阳明学的大本营，王氏后学形成蔚为大观的“姚江学派”。王阳明在余姚留下了“瑞云楼”、“中天阁”、“新建伯牌坊”，留下了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支撑的阳明学，留下了一大批满腹经纶、功成名就的弟子，这些都成为余姚利用王阳明廉政思想创建廉政文化的宝贵资源。由于是王阳明故里的缘故，余姚聚集了一大批阳明学的专业研究人员、爱好者，他们是阳明学的忠实“粉丝”，对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挖掘充满热情。2011年，余姚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共建“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外一流的阳明学专家为客座研究员，并编辑出版《国际阳明学研究》刊物。“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现已成为重要的阳明学研究基地和学术交流平台。这些优势为余姚创建廉政文化提供了多元的文化载体和强大的智力支持，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二、余姚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的实践成果

　　（一）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实践

　　余姚立足市域特色和优势，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强市建设的总体布局，挖掘本地人文积淀和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廉政文化建设，呈现出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廉政文化交相辉映，历史传统教育、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这些工作为以王阳明廉政思想为主题创建廉政文化营造了氛围、积累了经验，为王阳明廉政思想资源在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功能奠定了基础。

　　充分利用传统和革命文化资源创建廉政文化。余姚从秦时置县，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建城历史，素有“文献之邦”、“东南名邑”和“越州巨镇”的美称。以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远古文化，以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文化，以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址为代表的浙东红色文化，被称为余姚的“三大文化”。这些都是廉政文化创建的重要资源。余姚先后投资数亿元用于标志性、综合性文化设施建设，市名人馆、市博物馆、王阳明故居重新布展等文化工程相继竣工并对外开放，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也得到了整体开发利用，被命名为省党员教育基地。余姚还组织专家、干部实施文化研究工程，挖掘、提炼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中的精华，结合时代特点，提炼余姚精神，使之成为主流价值观植根广大市民心中。余姚还开展了一系列文化研究交流活动，扩大历史文化的影响力。

　　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余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廉政文化“六进”示范点创建活动，培育出136个既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又有时代气息的廉政文化示范点；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建设以廉洁政治、公平公正、诚实信用、民主法治为主题的建筑、亭台墙廊、石刻雕塑、园林造型等廉政文化景观；举办了“清风颂廉”廉政小品比赛、“中国塑料城杯”廉政书画摄影比赛、“四明山杯”全国革命廉政小故事比赛、廉政诗歌创作比赛、廉政公益广告创作比赛等活动；加强廉政主题文艺节目创作及配送，编排文艺作品到乡镇、街道进行菜单式服务。

　　分层分类开展尊廉崇洁宣传教育。余姚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注重因人而异，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和文化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针对党政干部，以中心组理论学习、“姚江讲坛”、“微型党课”及集中教育培训等平台开展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教育；对干部家属开展“廉内助”教育；针对社会公众，培育清新淳朴民风。余姚还强化廉政文化媒体宣传，在《余姚日报》开辟廉政评论专栏，在余姚广播电视台开辟“党的生活”栏目和“树立良好作风、创优异成绩”专栏，开通“余姚廉政网”。

　　（二）王阳明廉政思想成为余姚廉政文化亮点和名片

　　余姚历来重视王阳明文化品牌的打造，在遗迹保护、文献整理、思想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一系列以王阳明廉政思想为主题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着力打造王阳明廉政文化精品工程。

　　推动王阳明廉政思想深入渗透社会各个领域。余姚将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突出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文化内涵，强化道德教化功能，将王阳明廉政思想送到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和家庭，引导广大群众在参与中自觉增强廉洁意识。余姚各级党政机关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的工作理念，将“知行合一”写进文件、挂上墙面，坚决反对心口不一的“两面人”。余姚在王阳明故居建立中小学生德育教育基地，在学校开展王阳明生平图片展，王阳明思想进校园等活动。阳明中学通过成立“王阳明研究会”、举行“知行合一，传奇阳明”专题讲座等途径把具有余姚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知行合一”——融合到学校教育品质建设中，用积极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余姚中学在学校内倡导王阳明学术思想精髓“致良知”教育，收效良好。

　　以王阳明廉政思想为主题建设廉政文化阵地。余姚因地制宜，创新载体，重视以王阳明廉政思想为主题的廉政文化阵地建设。近年来，余姚加强了对王阳明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投入资金用于王阳明故居重新布展工作。王阳明故居内新改造完成的“王阳明生平事迹陈列”突出介绍了王阳明的廉政思想，以“治政利民”为主题，以具体史实为依托，用大量文字与实物信息，传达出王阳明体恤民情、重视民生、刚正不阿、不附权贵、心系百姓的廉政思想与实践。图文结合的形式，配上生动详实的讲解词，使参观者全面、具体地认识王阳明廉政思想和实践。

　　创作传播以王阳明廉政思想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文化艺术作品是廉政文化的主要传承载体。多年的文化积淀，在余姚形成了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品牌和艺术创作形式。在廉政文化建设中，余姚十分重视借助利用这些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了包括姚剧《王阳明》在内一批具有余姚特色的廉政文化作品。姚剧《王阳明》通过对王阳明一生几个重要片段的截取，如“龙场悟道”、“江西平叛”、“讲学立说”等，在舞台上再现了王阳明的历史形象。该剧在国内和台湾等地演出，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受到各界好评。余姚市纪委、市文广局和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廉政思想篇》，以丰富的史料、形象的图片、简明的文字，重点介绍了王阳明在“修身明德”、“勤政直谏”、“廉洁爱民”三方面的廉政思想和实践，紧扣当今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余姚市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联手打造反映王阳明生平思想的《传奇王阳明》系列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该节目由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主讲，为广大电视观众讲述了王阳明传奇一生，展现了他光明伟俊的人格、坦荡磊落的胸怀、追求真理的情操和生命自由的气象。每集播出时，余姚市广播电视台接入央视信号。余姚书城同步销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奇王阳明》一书。目前，余姚电视台正在筹拍《王阳明》电视艺术片。

　　加强对王阳明廉政思想和行为的理论研究。余姚依靠高等院校、社科院、文化研究机构和民间力量，对王阳明廉政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挖掘和整理。2012年，余姚市纪委、余姚市文广局和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王阳明廉政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余姚博物馆举行，来自余姚市纪委、市文广局、市史志办、市文保所、市书画院、市电大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与会代表从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出发，以他的事迹与当前时政相结合，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何为廉政、廉政的体现、如何实行廉政教育、对廉政教育的要求等观点。2013年，余姚市文广局与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就“王阳明廉政思想和行为”进行专题研究。来自中国社科院、浙江社科院、天津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学院、余姚市委党校等高校、党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名王阳明研究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王阳明廉政思想和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

　　三、对余姚廉政文化创建实践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各地廉政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已经形成社会广为接受和认同、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但也应注意到，廉政文化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难点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主体和对象错位，文化样式比较直白浅显，“脸谱化”、“概念化”现象比较突出，廉政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脱节，廉政文化建设目标比较原则和抽象，对廉政文化的定位比较狭窄，针对性不强等。廉政文化建设要想取得实效，必须总结、借鉴各地先进经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余姚利用王阳明廉政思想创建廉政文化的实践探索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用好用足本土资源。地方性知识对传承廉政精神、提高廉政文化建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余姚利用区位优势，挖掘王阳明廉政思想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取得积极效果，说明廉政文化建设应因地制宜，利用好本土资源。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外生型廉政文化，主要表现为借鉴模仿其他地方的做法，一种是内生型廉政文化，主要通过挖掘和发展本土廉政文化，依靠现有资源进行创建和创新。前者往往具有短期效应，不具有长效性，难以形成自身的特色。利用本土资源的内生型廉政文化建设优势明显：当地的干部、群众对于本土的文化资源相对比较熟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廉政文化更有社会基础，更有亲和力、感染力和渗透力。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廉政文化建设还可以节约创建成本，避免“千人一面”、“似曾相识”。

　　第二、批判地继承传统廉政文化。如同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一样，廉政文化建设既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对历史上的廉政文化全盘接受，既要敢于继承，又要批判地继承。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其产生和发展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不同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文化氛围下孕育的廉政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传统的文化糟粕对于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广泛而深入的消极影响，例如，专制文化、“官本位”观念、任人唯亲、人治文化、潜规则、厚黑学等。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夹杂着愚忠唯上等封建主义思想，强调非基于平等关系而衍生出的自律和对下属的仁慈和关爱。在对历史上的廉政文化的借鉴中，必须革新传统的垂直封闭的政治文化和消极被动的社会文化，建立现代、平等、开放的政治文化和积极主动的社会文化。余姚在利用王阳明廉政思想和行为资源创建廉政文化时，没有食古不化、全盘接受，没有囫囵吞枣、生吞活剥，没有抱残守缺、陈陈相因，而是细嚼慢咽、融会贯通，将王阳明思想中至今仍闪耀光芒的廉政思想“挑拣”出来，与余姚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传承历史优秀文化，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赋予传统廉政文化以丰富的内涵、时代的精神和先进的理念。在这点上，余姚的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学习。

　　第三，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余姚在利用王阳明廉政思想开展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是纪检监察机关一家单打独斗，而是集合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文广局、教育局、旅游局、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的力量，形成了合力。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宣传、文化、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的优势，建立科学规划机制，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克服传统文化资源部门分割、条块管理现象，文化、广电、新闻和旅游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要整合和共享资源，进一步挖掘传统廉政文化资源、推进廉政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廉政文化建设还要适应产业化、市场化的需求，建立市场开发运作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充分利用民间资本，鼓励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投资，将社会力量引入廉政文化建设。

　　第四，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切忌穿凿附会。廉政文化不是廉政加文化的简单组合，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传达出廉政的价值诉求。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文化的形式向公职人员和群众传递廉政的基本价值，廉政价值与文化载体之间要有基本的关联度。一些地方也意识到了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却无法将这些文化资源与廉政文化建设建立正向联系，于是便穿凿附会、生拉硬扯，强硬地在文化载体与廉政文化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做法造成廉政文化娱乐化、表面化倾向严重，内涵和品味不高，甚至存在低俗、粗糙的现象。这样的“廉政文化”不但起不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反而浪费钱财，收获骂名。要特别注意防范廉政文化“泛化”的不良倾向，不能为了建设廉政文化而建设廉政文化，在文化资源的选用上必须遵循“确实相关、正向引导、拒绝杜撰、合理演绎”的基本原则。